■如果我们的朋友得了除艾滋病以外的某种绝症，我会怎样？我觉得像我这样还算有爱心的人，肯定会百般怜惜地去探望，拉着他的手，极温柔地说话。告别后，百分之百还会偷偷抹泪，感叹生命的脆弱；但如果我这位朋友很不幸，得的是艾滋病，我还会走到他的床边，拉着他的手，近距离地说话吗？
　　
　　■受感染的人要走的，或许是一条漫长而孤寂的道路；我们是远远而充满怜惜地望着，还是走过去跟他继续谈笑人生……
　　
　　■每到一年的12月1日，人们就开始谈论艾滋病的话题，前几天一位明星的死，提前了这个讨论的时间。而剩下的364天人们碍于情面却耻谈这个话题。但愿因面子和无知对生命价值的遮蔽不仅是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正像一个艾滋病者所说的：“如果有一天我的手破了去医院很坦然地说‘我是HIV携带者，请注意消毒’，医生与其他病人都很平静，这一天将是我们的节日。”
　　
　　绿树环抱中的北京地坛医院一区整洁的病房里，弥漫着淡淡的药味，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，温暖地抚摸着每一片空气。靠墙一字摆放着四张病床，白色的床架、白色的被褥，有张床榻上正躺着一位痛苦呻吟的病人。看上去，这里与其他的危重病房并无二样。然而，一些不懂医学的知情者，在经过这个病区时，却总是要避邪似的绕开走。
　　
　　一位过路人神情紧张地道出了原由：“这个病区里住着的都是艾滋病人。艾滋病可万万碰不得，针眼那么大个伤口，艾滋病病毒都能通过它侵入体内，一旦感染就没的治了，比癌症还来得凶猛。”由于艾滋病有其特殊的感染途径：母婴、体液、血液，提及艾滋病人们就会条件反射地与吸毒、乱性等丑恶行为联系到一起，致使人们“谈艾色变”。就连一些艾滋病患者的直系亲属，都避而不近，甚至与之断绝关系。在艾滋病患者的健康与精神受到双重挫伤的时候，艾滋病医生在这个世纪病魔前，又该凸显出何等的勇气、面对怎样的压力呢？
　　
　　■我们也曾有过恐惧
　　
　　接收第一例艾滋病人前的那顿午饭，我忘了滋味
　　
　　个头不高的赵红心主任，从事艾滋病治疗工作已有四年。1998年，国内第一家研治艾滋病的地坛医院经过周密细致的研究，决定将传染科的业务骨干赵红心医师，安排到艾滋病医治区工作。赵红心说：“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心里百感交集。医生也害怕，病人的感染途径主要是同性恋和吸毒，我们的主流社会对这两种行为本身也有看法，而且来到医院时已是晚期，基本上没的治了。而且作为艾滋病专业医护人员，危险因素确实存在，我们属于高危人群的第九种，由不得自己不害怕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一天下午，医院接到通知，下午将有一名艾滋病人从一所综合医院转过来，让我们做好准备。那天中午的午饭吃的是什么，我至今不记得了，肯定是吃了，但是什么滋味，全然不知。心里除了紧张，没有别的感觉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直到听见救护车的笛声。病人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小伙子，一直莫名其妙地发烧，等查出艾滋病时，病情已经很严重了。他被担架抬下车的时候，听力和语言功能都出现了障碍，浑身多处褥疮，气若游丝。就在看到那张年轻得有些稚嫩，却苍白得让人心痛的面庞的瞬间，我的恐惧也在顷刻间消失殆尽，像在普通病房救助普通病人一样，配合医生，开始投入工作。我为他翻身、拍背、清洗疮面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的身体。在按部就班的抢救过程中，我不曾有一丝的恐惧，我觉得他和我以往抢救过的任何一位患者没有什么区别，我只觉得，他病了，他需要我。”
　　
　　■我们也曾经历歧视
　　
　　在得知我是艾滋病医生后，朋友与我疏远过，
　　
　　在一些人眼里，我们好像干了什么亏心事似的
　　
　　克服了心理的障碍还要面对社会的压力，而这种压力首先就来自家人，赵主任说，“开始的时候，我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如果爱人对自己的工作决不理解，那我今后就以院为家研究艾滋病。”事情果然不出她所料，深爱她的丈夫听她整天要与艾滋病人打成一片后，急得全身发抖：“不行，我不同意你去，你自己知道那有多危险，一不小心被病人用过的针头扎了手指，或哪里沾染上病人的体液，那害了你就等于是害了我们全家呀。再说了，如果这事传到我们单位去，同事们知道我爱人是与艾滋病打交道的，那他们会怎样看我？我每天还怎么在单位正常的工作？”
　　
　　恰在此时，电视台播出了一部有关艾滋病的系列纪实片。电视里，艾滋病人红胀长满疱疹的面孔，“恐怖”得令赵主任的爱人不敢目睹，因病变而大量脱皮和变形发黑的四肢，更令他倒吸一口冷气，对妻子所做出的选择担忧不已，整晚地合不上眼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赵主任一次次地帮助爱人打消恐慌心理：“你就放心吧，我从医这么多年了，完全能把自己保护好。”爱人的立场被妻子的执著一点点感动，最终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，在亲朋好友中，只能你知我知。
　　
　　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，赵主任工作后不久，一天，一位邻居特意问她：“你在医院里专治艾滋呀？”神情布满了恐惧。既然纸里包不住火，赵主任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。她坦然道是的。赵主任清晰地记得，那天邻居问了她一大堆有关艾滋病的问题，在对方怪异的眼神里，好似她自己忽然变成了一个可怖的陌生人。此后，赵主任说，“我再也没有隐瞒过自己的职业。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“这种事情时有发生。起初自己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，受不了对方那种难以言状的神情。一说我是从事艾滋病治疗的医生，在别人眼里，就好像自己干了什么亏心事似的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细心地向他们介绍艾滋病。也有一些人，在得知我是艾滋病医生后，与我疏远过。但渐渐地，随着社会对艾滋病宣传力度的加大，艾滋病重新被人们所认识，曾经疏远的人又慢慢回来了，还时常向我作一些咨询。每当这时，我更能感受到责任的重大。”
　　■我们的心也是脆弱的
　　
　　安抚患者的同时，我们也需要稍稍安抚自己
　　
　　在病房里，记者看到赵主任与病人亲切地交谈，并握住病人的手去安慰他。“与病人交谈握手都不会感染上病毒，但和他们握手，传递给患者的则是一份信任和亲切。”赵主任说，“这里是一个特殊的病房，可是，我们却不能制造任何特殊气氛。我们对待他们都尽力表现得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，可我们在暗地里却不敢有一丝马虎，必须小心翼翼地观察每一名患者的心理活动。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，内心十分孤独、恐惧，他们很脆弱，很绝望，几乎每一位患者都想过自杀。他们不同于其他病人，很多人不仅要逃避社会的歧视，还得不到家人的谅解，更不用说照顾和同情。所以，我们充当的角色除了医生、护士，还有亲人、朋友，而后者是他们更需要的。但他们在心理接受我们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因为，在接受我们之前，他们必须摆脱自己的心理障碍。有时，我们没和他们一起吃饭，他们就会疑心：其实你们还是讨厌我们。有时，哪怕一点疏忽，就会造成患者极度的绝望，因为，无形中，他们已经把我们看成最亲的人。”
　　
　　“就像一位爱发脾气的老人，如果他心里烦，需要发泄一下时，他会找经常照顾他的人作为对象，我们的病人也是一样。他们心里痛苦，心里害怕，他们也需要发泄。有一回，我们病房装修，需要先给患者换房间，可有一位病重的患者就是不肯搬。我哄他说：装修为谁呀？还不是为了咱们住得舒服些吗？可我好话说尽，他就坚持：我哪也不去，我就死在这儿。我说，你不用管，我替你搬。他就嚷嚷要到院长那儿告我，可我还是帮他搬了，妥善安排好后，搀扶着他到新病房，他一直忿忿不平，后来还是告到护理部，说护士长对他不好。我理解他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心里害怕才行为反常，之后，我一如既往地照顾他，直到他走。可当时我觉得很委屈，我们无微不至地呵护他们，不需要回报，不理解也可以，但得到相反的误解，还是觉得挺难受的。”
　　
　　赵主任已经过了七八十名艾滋病患者，她能记得每一位病人的模样，我却无法想象她承受的压力。当她神情悲哀地说“我总是在遗憾我不能挽留他们的生命”时，我突然明白，这是一位每天都在和死神争抢生命的人啊，她怎么会在意自己受的委屈呢？